文物两地书·万里同文⑥丨一纸一简 寸心可鉴

　　天山网-新疆日报记者 任江

　　今年暑期，新疆博物馆日均接待游客逾1.4万人次，来自五湖四海的参观者络绎不绝。展厅人流熙攘，而馆内文物科技保护中心却一派静谧——修复师们俯身案前，以极细的竹针和软毛刷，小心翼翼地清理沾着泥浆的纸质文书残片。同一时刻，1000多公里外的甘肃简牍博物馆，一枚经修复后字迹渐显的汉代木简，正通过讲解员的娓娓讲述，将两千年前的戍卒心声传递给驻足聆听的观众。

　　人们今日读到的每一个字，都曾历经火焚、水浸、虫蛀、撕毁、泥浆板结等重重劫难，方才穿越时光，抵达眼前。修复师们面对的不是完整的典籍，而是残破得几乎无法辨认的纸页或简牍。他们以“用沉默撬开沉默”的耐心与匠心，从零散的笔画、字词、短句中，拼凑出历史深处的真实声音——于是，人们读到了唐代《洪奕家书》中“关河两碍，制不由身”的苍凉无奈，也读到了汉代《乞归侍父书》中“乞归养父病”的焦灼渴求。

　　两座博物馆，两件文书，却因同一脉家国情怀而被紧紧串联。

　　戍卒之书 字字含情

　　2004年，考古人员在吐鲁番阿斯塔那396号唐墓发现一件纸质文书，双面书写，正面为官文书，背面为家书。因写信人自称“洪奕”，学者将其定名为《唐开元七年（719）洪奕家书》。家书为黄纸黑笔书写，共11列文字，字迹潦草，却字字含情。

吐鲁番文博院（博物馆）《洪奕家书》。资料图

　　“从内容看，洪奕是由中原派往西州的戍卒，到西州已两年，思乡心切，却又接到新命，归期遥遥无望。”吐鲁番市文博院（博物馆）办公室负责人、馆员贠国杰介绍，从书信字迹潦草、语句重复、写在官府文书背面等来推断，它应该是一封书信草稿。

　　几乎同样的情感，在甘肃简牍博物馆的展柜中静静流淌。1973年出土的汉简《乞归侍父书》，是一枚长11.6厘米、宽0.8厘米的木简，单面单行。写简的是一名戍卒，姓名不详，他说父亲病重、弟弟幼弱，恳请上级允许自己归家奉养。只字片言里满是担忧家人的焦灼，与洪奕的绵长思念相比，更显急迫、悲切。“汉代以孝治天下，允许戍卒上书陈情。我们推断，官方判定情况属实后，会批准他归家。”甘肃简牍博物馆整理研究部馆员李晶说。

　　这两件文物，是历代中央政权对包括西域在内的边疆地区，实施管辖治理的实物证明。

　　贠国杰说：“它们都写于边塞，都记述了戍边将士对家乡亲人的深切思念，都表达了忠孝难以两全的无奈。这种跨越千年的情感共鸣，深刻说明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精神基因，从未改变。”

　　指尖功夫 唤醒记忆

　　吐鲁番出土的纸质文书，很多被二次利用——官文书背面写家书，废弃账本剪成鞋样陪葬，孩童用旧纸练字。泥团板结、糟朽粘连、字迹漫漶，是它们出土时的普遍状态。将这些“破纸团”复原为能够传递信息的文献，是修复师日复一日的“寻常功课”。

　　新疆博物馆文物科技保护中心副主任杨华，与纸质文书的缘分始于2005年。从西北大学文物保护技术专业毕业后，他来到新疆。“新疆气候干燥，保存着大量有机质文物，有太多事可以做。”他先是在吐鲁番边考古边修复，后又考入新疆博物馆，师从老修复师伊布拉音·热合满，潜心学习文书修复技艺，“出土文书，各有一身‘病’，老师教我的第一课，就是‘耐心’。”

　　“病因不同，修复方法也不同。”杨华说，要仔细研究纸张的纤维和结构，还要掌握古籍文书等的pH值、纸张厚度、古籍尺寸、色度等，同一地点出土的文物，破损程度均不同，选择与古籍相匹配的纸浆是修复最关键的一环。

甘肃简牍博物馆《乞归伺父书》。天山网-新疆日报记者任江 摄

　　修复文书先要“回潮”——用细雾喷壶将纯净水均匀喷洒在纸团上，让纸张慢慢软化。不能直接泡，薄纸一泡就糊；不能急，褶皱多的要回潮几天，粘连严重的甚至要一两周。等纸张软了，再用软毛刷一点点梳开，就像给婴儿梳头。

　　最考验功夫的是修复加固，传统托裱法要用糨糊粘补纸。杨华发现，很多文书残缺太严重，托裱容易变形。后来他去南京博物院学习，学会了纸浆修复等技术——把和文物纤维相同的麻纸或桑皮纸打成浆，滴在文书的破损处，纤维会自然搭接，不用胶黏剂。

　　修复一件病害严重的文书，光准备纸浆就要几天。为了制作浓稠适宜、色度相近的纸浆，杨华经常一站就是几个小时。“一旦开始，就不能停。”杨华说，他曾为完成一道工序，熬了一天一夜。

　　在工作室里，有上百种修复工具：竹针挑污渍，钢针拨褶皱，松木尺扎眼定位，连喷壶都是反复试验后选的，因为水雾要够细，才不伤纸张。

　　这些年，杨华和团队修复了大量有重要价值的纸质文书，包括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《千字文》儿童习字稿、唐代的户籍、账册及官方文书等，让沉睡千年的墨迹重见天日。

　　文续中华 情传千古

　　在杨华看来，修复文书就是“修复记忆”。

　　新疆出土文书实用性突出，大都是当时民众实际使用的文件，直接还原了社会生产生活的实景。如烽燧遗址出土的文书，记录着烽燧值守、巡查、检查制度，佛教寺院及石窟遗址出土经卷、典籍，城址及墓葬遗址则出土租赁契约、借贷还款文书、买卖文书、学生习字纸等。这些文书里，还有戍卒对故乡、家人的思念，有孩童学字的稚嫩笔迹，那些正史不曾着墨的“普通人历史”，承载着最鲜活的喜怒哀乐，构成中华文明最真实、最细腻的肌理。

　　2016年，纸质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新疆工作站揭牌，杨华和同事们有了更先进的“文物医院”。3000平方米的保护中心里，有分析检测室、预处理室、五大类文物修复室，能监测展厅、库房的温湿度，给文物做灭虫、杀菌预处理。

新疆博物馆文物科技保护中心工作人员在进行文书修复工具。杨华供图

　　更让人欣慰的是传承。杨华的团队有4个人，他们跟随老师学习回潮、修复、制作工具，同样耐得住寂寞、沉得下心。“修复是历史文献研究的前置基础工作。”杨华说，“如果文献材料得不到整理，后续研究便无从开展。”

　　面对《乞归侍父书》和《洪奕家书》时，人们总能激起强烈的情感共鸣。有学者评价《洪奕家书》“酸、甜、苦、辣俱备，感情世界全面、逼真和细腻”，与从军诗的单一情感形成鲜明对比。这封家书多次被借展至其他省份，成为人们了解新疆历史文化、感知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生动载体。

　　两件文物在一笔一画间诉说着同样的家国眷恋，李晶说：“它们无声地提醒我们，中华民族共同体，不仅书写于煌煌正史，也镌刻在每一枚残简、书写在每一纸家书中，流淌在每一个普通人的血脉里，绵延不绝，历久弥新。”